将权力关进笼子

搁浅的爱╯

英国政治哲学家，自然法派法学家霍布斯在其著作《白癜风症状利维坦》里，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是一部人造的机器人。   

　　“利维坦”是《圣经》里象征邪恶的一种海怪，通常会被描述为鲸鱼、海豚或鳄鱼的形状。在基督教里，“利维坦”成为恶魔的代名词，并被冠以七大宗原罪之一的“妒忌”。   

　　霍布斯认为，国家的产生基于两种功能需求：其一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其二保障自身通过劳动获得的利益和土地。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安定生活的共同需求，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个人的自然权利，将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多人组成的集体。   

　　这个“一人或多人组成的集体”就是国家，是“人造的人”。“自然法”概念由古罗马法学家提出，以维护宇宙秩序为标准，又被称之为“正义之法”。从霍布斯的“国家起源说”延伸理解：国家基于人们共同订立的契约而产生，是人们让渡“天赋权利”的总和。国家的职能是为了巩固人们所建立起来的公共契约。   

　　但在实际中，国家往往沦为一个邪恶的权力怪兽，往往违背它捍卫正义的价值追求。霍布斯之后的法国启蒙家卢梭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里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生而自由”是应然的（理想）状态，而“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却是实然的（现实）状态。站在哲学的角度，这是实然与应然的矛盾。用文学的语言的描述，这是现实与理想的落差。   

　　国家为什么不正义？为什么由“履行正义天职”的保障全民共同契约践行的职能机构，堕落嬗变成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暴力机器？究其根源，就是“将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多人组成的集体”机制出现了病灶，甚至绝症。当“一个人或多人组成的集体”违背全体立契约人的共同意志，出于人性自私的本能，就会滥用全体民众让渡的权利，将它变成赤裸裸的以权谋私工具。当这种僭权与掠夺长久缺乏监督与制约，它就会嬗变成一种犯罪惯性。“一个人或多人组成的集体”需要稳定这种以权谋私而带来的不合法不正义的利益掠夺格局，就要长久维持他们的犯罪惯性。这个时候，国家已沦丧成为一种犯罪工具。当绝大多数立契约人因立契约时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而意识到这种欺骗所在时，出于本能会要求收回让渡给“一人或多人组成的集体”的权利（即国家权力），而掠夺成性的一小撮就会动用暴力镇压，以抵制绝大多数立契约者合法的、正当的权利诉求。   

　　如前文所讲，在实证上，欲望本身没有最大值与最小值。同理，从实证的角度，权利与权力本身也没有各自的两个绝对值存在。   

　　霍布斯所构想的“利维坦”已褪去邪恶本质，他称之为“伟大的利维坦”。这彰显事物的两面性。权力与权利，实然与应然，实际上都是同一事物所体现的两面性。   

　　回到霍布斯所提出的国家起源上，国家的职能就是保障全体立契约人的自然权利。它实现的途径就是制服“邪恶的利维坦”，即制约“国家权力”，即监督制约“某一个人或多人组成的集体”合法正当行使全体立契约人赋予的权力——为保障全民共同意志实现的，因全民自然权利让渡而产生的行政权力。   

　　面对已经失去制衡局面的暴力机器，将“邪恶的利维坦”关进笼子不单单是口号就能办到。西方文明体系已经为制约利维坦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示范标本：制度保障，即不断夯实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基石。通过制北京那家治白癜风治得好度保障，让国家的行权者牢记他们的权力来自何处，牢记国家的职能所在，牢记国家捍卫正义价值观的本质，不断缩小从“邪恶的利维坦”（权力）到“伟大的利维坦”（权利）之间的摇摆落差。为了缩小这种落差，回归到“利维坦”产生的起源，就是将全体民众还原成立契约人的身份，还原全体民众立共同契约，让渡自然权利，交由另外一小撮人保障权利实现的有效手段——选票。当“一人或多人组成的集体”只有唯一的选项时，这种选票的手段也将失去有效的保障。为了制衡这种可能产生的弊端，就必须利用自由市场的竞争原理，多多缔结这种“一人或多人组成的集体”组织，让它们达成自然竞争角逐状态。西方民主政体常见的手段是：采取多党竞争的途径。   

　　对于积习成疴的国家而言，一般治疗白癜风要多少钱如何缩小“邪恶利维坦”到“伟大利维坦”之间的摇摆落差，能不能顺利“将权力关进笼子”，取决于已不幸沦陷于“邪恶利维坦”掌控状态下的那“一人或多人组成的集体”的觉悟、素质。   

　　如“邪恶的利维坦”不能迷途知返，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然权利，全体立契约人就会消灭这个“人造的人”，终结它失职而给人们带来的危害。   

　　而这，依然是自然法赋予的正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