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再认识：正常贸易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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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侵略性质的战争。但是，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普通民众和英国普通民众之间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却存在巨大分歧。英国作家蓝诗玲在他的《鸦片战争》一书中对这种分歧做出了分析。该书广泛利用了中、英文档案资料，对鸦片战争始末做出较为客观和准确的描述。在序言中，作者指明了写作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我想要提醒健忘的英国读者，我们国家过去曾经从事过鸦片贸易。”

正常贸易的质变

最早，中英之间的贸易是正常的。英国和当时的中国满清王朝的关系可以形容为坦诚、率直的，中国有英国需要的生丝、瓷器等，双方贸易也自有一套规矩。在贸易的季节，中国政府会为欧洲商人提供住处和仓库，他们只需要住在“商馆”里，便可以完成交易全过程。而在贸易季节之外的月份，这些外国人就要撤到葡萄牙人租借的澳门或者回国。在那一段时期里，欧洲与中国官方及民众保持着谨慎的官僚主义的距离。后来，国家经济状况的变化，使这种秩序试图被改变。英国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之下，英国除了银子，没有其他的需求。中国政府还满足于英国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英国人却发现了一个解决他们困难的办法，就是印度的鸦片，用非法的鸦片贸易收入来维持合法的茶叶贸易。

18世纪后期英国得到孟加拉后，在那里建立了鸦片制造垄断制度，强迫当地的农民签订种植罂粟的合同。到了收获季节，鸦片原液在英国的工厂里加工成产品，装进芒果木箱子，再以极高的利润卖给中国。随着鸦片需求的增加，中国需要用更多的茶叶换取银子，再用这些银子去换取鸦片，表面上看这前后两者是以钱换物的公平贸易，但后者实际上意味着白银流失。吸食鸦片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腐化堕落的风气，清政府内忧心忡忡的人士对白银的流失感到忧虑。

传教士们企图从精神上对中国产生影响，可悲的是，他们却被神秘、封闭的清政府排除在外，只能被限制在这个大陆的边缘地区。1830年代，灰心丧气的传教士用纯粹的帝国主义家长式用语评论道：“中国依然表现的傲慢自大，高不可攀，拒绝任何国家提出的平等相待的任何要求。”鸦片贩子们借机说服传教士入伙，让他们觉得毒品和信仰之间没有矛盾。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他们也只能不顾上帝的谴责和阻止加入到鸦片贸易之旅。那些虔诚信教的毒品贩子忙着销售，恐怕也没时间读《圣经》了。

18世纪，清政府曾采取措施禁烟，鸦片贩子如果不放弃眼前的利益，则会从此走上非法经营的道路。可是，这个行当交织着魅力、利益和冒险。英国商人也只好不顾风度，无耻、近乎疯狂地追逐它。商业往来就再也不是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了。

找借口宣战

英国鸦片贩子急于打开中国贸易的大门，他们试图打破规矩。但是受到当时管辖总督的制裁，广州的贸易被迫停止，英国商馆被封锁，后来还发生了军事冲突，英国军队妄图吓住中国人向他屈服，最初交战的结果是英国水兵有死伤，同时还搭上了派驻官员的性命。此时，如果英国决意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向中国开战，那借口就是中国皇帝在广州的官员威胁了英国国王在广州的臣民的生命。除了在中国制造事端，在英国国内战争鼓吹者也不放松舆论宣传，他们形容中国人傲慢自大，这种谴责性质的主观判断，对英国公共舆论产生了影响，形成了西方对华态度一直是愚钝并且排外的印象。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报纸宣传时形容中国政府为“专制”、“武断”，对待外国人暴虐、不公正，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1840年英国商人和外交家们断言，这个难以忍受的国家唯一适合的回击就是战争。他们的理由是，当一个帝国石化为一个过了时的妄自尊大的合成体，它铁了心要把文明和进步力量远远排斥在外，那么，现代自由世纪抵抗邪恶帝国就成为了正义的事业。

作者在书中也客观地提到，事实上19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个天生就排斥外来事物的国度。在此之前，康熙帝曾有过德国数学和天文学教师；制造钟表、八音盒，演奏大键琴，制作水利仪器、医疗器械、六分仪，建造宫室，种植蓝铃花等欧洲的发明创造在中国运用；清朝政府征服事业完成时，康熙帝命人绘制版图，就使用了中国和欧洲的最新制图技术。清代中国在边疆地区与世界的广泛接触，足以说明中国并不排外。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能对外部世界作出多种反应——半信半疑，疑心重重，盛气凌人，充满好奇。清朝统治者对外国语言、器物和思想观念的爱好程度，取决于对自身安全的考量，而这被欧洲人解读为仇外情绪。欧洲人对严格的官僚制度、叩头等强烈不满，这样的交往方式被谴责为自大排外。

鸦片与中国的联系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不仅仅进口和普及鸦片，本土也有大量生产，这种植物每一部分都有用，对于南方的农民，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植水稻的十倍。在医药专家眼里这种能缓解疼痛的药品，在生活中某些时候不可缺少，中国劳苦大众在中午休息时会抽几口鸦片来恢复体力和精力；在中国的皇宫里，它是一种减压的活动。在英国，一个要去做苦工的男人开始工作前会先服用（鸦片）丸子；还有人往啤酒里放点儿鸦片，要不他们绝不喝啤酒。它让人产生幻觉，让人精神愉快。即便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医学的发展，鸦片对人类体质的影响还有许多未知之处。

尽管从1830年以来，呼吁朝廷禁烟的声音不断高涨，但是，在过度食用会带来伤害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在其有害性方面更是认识模糊，因为，它是有功劳的，几百年来，鸦片一直都是折磨中华帝国民众的很多常见疾病的缓解剂，例如腹泻、发烧、疼痛、饥饿、疲劳等。加之中外为谋取自身利益的人为其进行辩护。对这种物质一种复杂的心态始终存在：有需求，但它又随时可能毒害人身心甚至生命。所以，虽有禁烟的文件，却没有实际有效的行动。

银荒的出现鸦片需要负全责吗？

中国大地到处都是鸦片，银子却没有了。是鸦片直接导致了银荒吗？作者指出一个现象，1842年，鸦片进口飙升，中国经济却未出现赤字。他认为，清朝衰败的原因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衰败的原因是一样的，即过度的扩张和财政的窘困。清政府时期也依赖外国白银供应，南美独立运动对全球白银供应产生影响。在那时，中国已在全球经济之中。不仅仅是鸦片贸易导致清朝中国财政不稳，还因为全球性的白银生产和流通方面的问题。

从1650到1800年，康雍乾盛世时代，中国人口至少翻了一番，达到约3亿。中国出口贸易量大，新大陆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到18世纪末，中国到达全盛期，国土面积广袤、民族众多、白银流通带来的问题都对清王朝构成威胁。人口快速增长带来了资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地方矛盾冲突不断等社会问题。军队也开始走下坡路，战斗力下降，官员群体人心涣散等都为日后战争失利埋下了隐患。

从未停止的鸦片生意

在禁烟的问题上，不同利益群体有很大分歧。广州从事鸦片生意的官员主张鸦片合法化。主张禁烟的一派则认为，要重治吸食者，邻里之间也有互相监督、举报的职责，知情不报者将承担连带责任。道光皇帝曾听从禁烟派的建议，下令将控烟不力的官员革职，由于他犹豫不决及左右摇摆的性格特征，却始终未能取得明显成效。清王朝面临着鸦片肆虐，鸦片贩子遍布各地的危机。

为了运送鸦片，鸦片贩子发明了灵巧敏捷的鸦片飞剪船，有人形容它行驶起来像飞奔中的灰狗的头。19世纪早期的外国商人在鸦片贸易过程中只起部分作用，把鸦片分送到大陆内地的是中国本国的走私贩子。鸦片贸易的每一个环节当然都需要官府的配合，收了贿赂，鸦片就可以等同于棉花、糖浆一样的货物安全运送。当运送鸦片的飞剪船卸下货物准备返回时，清政府的船只不过就是虚张声势地追击一下，却不在炮弹射程之内，最后还会发表声明，“拼尽全力遭受重创，使得毒品贩子不敢再来我海岸”。吸食鸦片的从“有钱人”慢慢渗透到全社会。鸦片顽固地拒绝消失，即便是政府把鸦片贩子流放到新疆边疆地区，他们把这一恶习又带到了西北。

林则徐的禁烟措施

1838年的最后一天，道光皇帝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与其他主张禁烟派的观点类似，林则徐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如何制裁吸食鸦片者的措施方面，却没有考虑到禁烟措施在外国商人方面会引发怎样的后果。林则徐在广州对英国鸦片贩子实行监禁，围困商馆，并提出强硬要求必须交出全部鸦片，否则就会绞死鸦片贩子。起初，这样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英国商人吓得险些瘫倒在地，但是在巨大压力之下，鸦片贩子们在经历了奇怪的蜕变之后开始搞阴谋诡计，他们给英国政府当局写信，谎称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英国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受到冒犯。而他们指的冒犯，不过是清政府对其采取的松散的监禁。如此一来，他们已将个人纠纷变成了国家之间的事情。

广州的冲突

在广州地区爆发的军事冲突中，清军在军事装备、军需品、防御工事、组织以及军队的素质等方面都暴露出严重问题。

在武器装备方面，成千的清军被几百名、甚至几十名训练有素的英军用正常发挥功能的大炮和作战计划打败，虽然当时的英式武器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体积太大，经过狭小河道时被卡住，但相比于中国的长矛、刀剑还是强了很多。在防御工事方面，清军设计的炮台在受到英国军舰攻击时，由于设计上存在诸多弊病，不堪一击。在对战争的谋划方面，清军只是一厢情愿地、主观地进行战略部署，对敌方的情况一无所知，导致作战计划并不具有可行性。外地前来支援的士兵，在战争中抵抗不力败下阵来，开始在城中抢东西。去应战的官员拖延时间，谎报军情，将清军溃败说成是英军被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战败后支付给英国人的赎城费说成是破产的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债务。

在广州参与抵抗英军的官员互相怀疑，甚至互相怀有强烈的仇恨。而这种仇恨和猜忌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清政府时期官职晋升制度中的民族歧视政策，政策偏向少数满人，科举考试对满人的要求低于汉人，满人不仅可以自己降低试题难度，考试还专门为他们保留了录取名额，而汉人埋头勤奋苦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面临的却是低通过率。对个人发展的强烈不满，导致王公大臣、政府军官对自己所负责的事务漠不关心，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得失，处处想着采取权宜之计妥协退让。一些乡民自发组成的抵抗队伍被广州当局劝退，理由是如果乡勇继续抵抗就会招来战事。

更有“汉奸”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至国家安危于不顾。当时同时精通中英两国语言的人很少，一个精通一点英语的鸦片贩子摇身一变就可能成为政府外交官员。那些背叛清朝、帮助侵略者的中国人，也许并不是出于自觉的意识形态的选择，仅仅是为了谋生。背叛谁、投靠谁，取决于谁给他们可靠的生活来源，也许他们并没有想过这样的行为会给国家带来什么后果。最具有戏剧性的事件是，帮助英国头子义律和伯麦渡船逃避追捕的中国老百姓被英国人给与3300元，而中国政府贴出的告示是擒获义律赏洋银10万元，伯麦稍便宜一些是5万，实际上，如果关心一下政府贴出的悬赏告示，就知道，英国人给的“逃命钱”还不到政府赏金的五十分之一。

最早爆发在广州的冲突证明，抵抗外国侵略的浴血奋战对很多人来说成了不可错过的欺诈政府、驱使无知的未经训练的平民奔赴死地的机会。

清政府当局对鸦片战争的认识

广东省的冲突得以解决不是源于军事方面的胜利，而是赔偿损失。清政府所认为的和平的到来，不过是英国人需求的开始，英国人已经不满足于所拿到的赔偿。此后，他们换掉了对中国“仁慈”的指挥官，因为他的“仁慈”，甚至在英国国内招致嘲讽和排挤。英国人换来了职业军人，意在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一场他们期待已久的战争。

强大和繁荣的中国大地的大多数人在鸦片战争起初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正在与英国进行的这场战争。当英国舰队真的于1840年6月中旬来到广州时，林则徐对皇帝坚持说那只是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直到1840年7月底，英国认为武装对抗已经开始一年以后，道光皇帝还没有意识到要打仗了。甚至是英国军舰已经开到离北京最近的港口天津，却还以为这只是发生在海防线上的局部冲突，不值得大惊小怪。

鸦片战争前夕的清代中国，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不稳，而没有用全部的精力来对付英国人。清政府内部各方利益集团明争暗斗，缺乏有效沟通，清政府对英方认识不足，导致英国的压倒性优势和中国对军事现实缺乏认识。甚至是在战争开始两年半，道光皇帝还在询问：英国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英国人要卖鸦片给我们？他们怎么会有个22岁的女人作国王？在听到不断战败的消息以及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道光皇帝逐渐产生与英国议和的想法。

两年来清朝的外交混乱不堪，甚至都未曾想明白这场战争真正的原因，未曾了解英国人真正的意图，以为发动战争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武官杀了几个英国人的报复行为。

鸦片战争唤醒中国这个“沉睡中的国家”

你还会相信鸦片战争是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吗？对于这一场战争，有道德的人是不敢为它做辩护的，因为它被认为是“可耻的”。就是这样一个被忽视的“战争”，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悲惨开端。有良知的人都会对自己国家过去的殖民行径感到尴尬，对自己的扩张活动感到羞耻，在广州从事鸦片贸易的元老，那些不是绅士的人，无论他们如何漂白，这样赚来的钱不可能让他们变成绅士，就算是金盆洗手了，也不可能抹掉过去，让历史重来！

在作者看来，中国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态度，是自怨自省式而不是找外国替罪羊，不是把中华帝国的失败归咎于外来侵略，而是归咎于中国自己的官员和军队缺乏组织和懦弱胆怯。懦弱的当局表现出的腐败无能，是由于旧制度在瓦解的前夕出现的无序，从而延误了对外来侵略的抵抗。旷日持久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使其心烦意乱，而不是盲目自大。

重新认识鸦片战争的意义，让外国人改变对中国的偏见，让中国人记住历史中的那段耻辱，更是要让中国人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无论曾经多么辉煌和繁荣，终究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去，只有不断发展才能走的更远。

今天，西方如此紧张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到他们，也许并不是中国人生来就有侵略的癖好，是他们害怕中国的复兴随之而来是对西方过去凌辱的报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编辑）

原标题：阮益嫘：对鸦片战争的再认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阮益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