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出历史的惰性很艰难

admin · 发表于 2015-7-25 21:24:04

中国，走出历史的惰性很艰难

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运动直到近当代的革命，均属农民起义。但陈胜、吴广的起义是纯粹的中国农民起义，他们是中国农耕时代封闭的官逼民反的首举，因为正是他们的起义暴动席卷全国，推翻了中国第一个集权王朝---秦朝，随后的农民起义基本是克隆这种起义模式。但到了太平天国起义和后来的阶级革命，则与数千年的农民起义略有不同，它们首领的思想和观念受到了世界先进文化和思潮的影响，并以这种新观念结合着传统文化为名义而起义闹事推翻封建王朝，而且后者几乎完全是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武装头脑的。因此，这也表现出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沉重脚印。由于是学外国的先进理念而不是自身创立的科学理论，因此这些起义和革命虽然在形式上有某种巨大的差别，但就其本质而言，结果基本相同，因为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或革命，都是以原始的暴力手段推翻因腐败而衰落的封建朝代的循环往复。除了农民本身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外（他们世代贫穷，无知无识，吃大苦耐大劳，当牛作马，靠本能求活），更主要的因素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落后、复古、封闭的产物，两者结合，促使中国的改朝换代逃不脱恶性循环的古老法则。所以中国要真正的新生、要真正的崛起和复兴，必须首先要改造、扬弃传统文化，要在思想上观念上向世界先进文化开放融合，没有这种思想和观念的开放，中国永远走不出这种阋墙之争、箕豆之煎的可悲而狭隘的历史阴影。

其实中国一直被历史的巨大惰性牢牢地控制着，所谓的惰性就是守旧而阉割生命活力的传统文化。虽然“五四”运动开创了新文化运动的先河，但仅仅只是开了个头，随后便被内乱和外患绞杀在萌芽之中，各种五花八门、支离破碎、眼花缭乱的理论、学说、思想、观念在这个古老、愚鲁、贫瘠的土地上，招摇过市，层出不穷。在一穷二白三愚昧的历史基础上、在风雨飘摇、动荡起伏中、民心是无法安宁致远的，文化精英们也难以有效地进行理论思维的研究探索，再加上全民抗战救亡图存，因此救急显然比救落后救贫穷更紧迫，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西安事变”成了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一次特别的“偶然性”，它促成了法定的民国政府与“非法”的共产党弃嫌修好，合作一致抗日的“救急”，但却在历史的背影里契合上了阋墙之争、箕豆相煎的宿命（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的很清楚，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赴西安坐正督察指挥第六次围剿时，朱德、林彪已经将红军主力开到中苏边境，随时跑往苏联。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共同抗日，在关键时刻，从根本上挽救了红军）。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论述偶然性时说：偶然性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必然性的大致相仿的化身而出现的，因为它们“消失“在一个庞大的过程中，或者因为它们使一个特定规律得以出现和生效；另一种偶然性对特定过程来说则是某种异物，是作为某种外来的东西进入过程的，因此它能对必然性产生严重的、有时甚至致命的影响。当抵御外侮的战争胜利后，接下来的便是宿命的显灵，结果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其实应该是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战胜了具有脆弱先进性的民国革命，使中国分出了两股文化川流，一股在内陆的高山大河间流淌，循环往复，大有一览众山小的骄傲。而另一脉则穿过海峡迎着海涛在蔚蓝色的大海上衔接上海洋文明的气象万千。封闭、僵滞而孤立的原生态无法拒绝地注入开放、辽远而多彩的海洋文明的基因，使得基座深厚的黄土文化被海浪所浸润而得以自然改良优胜劣汰，因此由小变大，由弱变强。

而在内陆流淌的文化之溪在最初的清澈之后，不久就与古老僵滞的传统宫廷政治文化融为一体。自上世纪五十年后期，人治观念死灰复燃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国家停止了经济、教育、文化、哲学、艺术、道德和所有人文科学的建设、发展与前进，以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念对一切现存的上层建筑进行无情而彻底的摧毁，用君主个人的意识形态取代所有的文化、教育宗旨、思想感情、道德伦理和古老悠久的公序良俗以及世界先进文明，企图迅速实现君王心目中的人人无私而清洁的乌托邦蓝图，尽管它维持了一段集体宿舍式的平等、均富和步调一致的大一统，但从人文的角度来评判，所有行径都是与人性与文明相悖逆的，它是军事与宫廷相结合的产物，充满铁血，充满不可一世的骄纵和唯我独尊的专断，一句顶一万句。君主们不是以世界的眼光、以集体智慧、以理性、以雄才大略、以友善、以爱、以文明进步、以强烈的民生福祉、以民族的健壮、以深邃的国家发展战略宏图在孜孜以求地埋头苦干，在精益求精地认真实践。而完全是以个人意志、以绝对权力、以面子、以虚荣心、以本能、以欲望、以专制、以随心所欲的想当然、以别出心裁的变态心理在瞎搞，在胡闹，在赌博，在任性而侥幸地抄近路，在玩孩童幼稚的搭积木游戏，在打肿脸充胖子，在唱拙劣的空城计，在不顾死活地走麦城。道越走越险，越走越窄，越走越暗，损失越来越大，越来越惨重，以致于难以为继而又难以自拔。资源消耗无计其数；天空布满雾霾；所有河流污染严重；环境遭到灭顶之灾的破坏；食品安全难以保障；人口红利基本丧失；血汗工厂在大量破产倒闭；外国资本纷纷撤离；权贵精英们转移资产陆续逃亡殆尽；民众生活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到处有一座座崭新的鬼城；随处是沉郁的衰老人群；寂寞荒落。没有创造力，没有激情，没有爱，没有杰出人物诞生，没有哲学和艺术，没有文化的繁荣，这个社会已经是荒凉的废墟。

日本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制度的改变；第二是人心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而且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了，表面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按这个顺序走，两次崛起，两次成为货真价实的世界强国。而我们从大清开始至到时下一直是逆势而动，虽然有过“两次鸦片战争”的不堪一击，虽然有过1894年甲午惨败的教训，虽然遭受过八国联军的践踏蹂躏，但百年之后，历史的惰性又将这社会拖入曾经的覆辙之上。我们是听着《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至纯至情的歌长大的，我们的心在这圣洁的颂歌中升华，充满了庄严、爱与自豪。我们亲历过“迎面吹来凉爽的风”、“一条澄澈的大河”、“蓝蓝的天上白云飞”、“稻花清香”......然而，仅仅二三十年，我们的家园变成了欺骗的舞台、成了说谎的天下、成了行凶的现场、成了肮脏的垃圾厢、成了缺氧的污秽河流、成了没有艺术与思想之花的废墟、成了没有大师哲人礼拜的空寺庙，成了明火执仗行骗抢劫的无法之地，成了杀人如麻的屠场，成了吃喝嫖赌、卖淫吸毒的百乐门，成了豪门挥金如土、底层水深火热的天堂与地狱同在的罪恶世界。雨果在世他要重写《悲惨世界》，马克思转灵他要诅咒这欺世盗名的不肖之徙。我只能祈祷，亲爱的权贵们，在你们尚未达到基本的文化与艺术的自觉程度时，请你们务必保持应有的谨慎、自卑、温情与谦逊。记住，这不难堪，也不丑陋，而是一种高贵的情怀与美德。

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写了部小说《谁之罪》，深刻揭露批判了专制农奴制度的黑暗现实。它通过三个年青主人公恋爱、生活的悲剧，穷根溯源地探究了“谁之罪”的问题，启发读者得出结论：罪恶的魁首就是不合理的政治制度、畸形的社会生活，就是整个封建专制农奴制度的体系本身。由此引起深思，我们今天现实社会中，种种的荒谬种种的邪恶无道种种层出不穷的悲惨事件也该问一问了：谁之罪？历史已经到了诘问责任的时刻了，不能再这么痛苦地走下去了。

写于2015年7月24日15时1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