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天的晚上，北京清华大学一个带日光灯照明的房间里，十几个学生正认真地听着讲座。发言者高源(Emma Gao)把一只玻璃杯迎向光线，让学生们仔细观察杯中打旋的液体。清华大学素有“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但眼前并不是一年级新生的流体力学课，而是学生葡萄酒俱乐部的活动。

高女士个子不高，笑容干脆，这些酒产自她家族经营的葡萄酒庄。酒庄位于戈壁沙漠边远的宁夏，一个中国偏远的省份，此时她组织学生们品尝的，正是她家酒庄里近期出产的葡萄酒。桌子后面放着一排玻璃杯，学生们轻嗅、小口品尝，对比一种果香红酒与另一种味道更浓郁，带有橡木清香的法国式葡萄酒。

高女士今年38岁，她的酒厂已经开始赢得国际声誉，因此她也成了是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中国新产业当中一颗不可思议的新星。她的酒庄“银色高地”是中国葡萄酒业的先驱，把精密成熟的西方酿酒技术带入了中国酿酒业这个关注大批量生产的产业。

宁夏受精品酿酒业模式启发，想把自己打造成中国的纳帕谷(Napa Valley)。当地酿酒厂已经获得了不少著名大奖，此外将当地酒庄数目翻倍，打造葡萄酒旅游中心的方案也在酝酿之中。外国投资者亦注意到了此地。法国香槟制造者酩悦(Möet & Chandon)公司在这里生产起泡酒，烈性酒巨头保乐力加(Pernod Ricard)也投下巨额资金，为公司在当地的酒厂打造现代化设施。

“人们知道美国最好的葡萄酒产自纳帕，法国最好的葡萄酒产自波尔多，”当地负责酒业的最高官员郝林海说。“我们希望人们一提起中国葡萄酒，就能想到宁夏。”

不过中国更有名的还要算是酒精在50%含量的烈性白酒，而不是昂贵的葡萄酒，但如今中国飞速发展的中产阶级也在日益追求西方享受。包括精致的葡萄酒。

根据伦敦调查公司IWSR的数据，2014年，中国饮酒者消费了超过15亿瓶的红酒，比2008年增加了一倍。中国的红酒总消费位居全球第四，仅次于法国、美国和意大利。为了满足需求，中国的葡萄酒产量也在上升。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葡萄酒产量接近于零，如今已经是世界第七的葡萄酒生产国。

从纺织业到高端电子工业，中国的许多产业都受惠于长期计划与政府支持，葡萄酒产业亦是如此，2014年，中国的葡萄酒产量达到1.2亿箱。比美国葡萄酒产量的1/3低一点，略低于澳大利亚和阿根廷两个出口大国。

但是，中国的葡萄酒主要是供给国内市场的，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马慧琴说，她与宁夏的葡萄酒产业保持着密切合作。直到前不久，中国的大部分葡萄酒还是由大型工业化酒厂生产，很难达到西方的饮用标准。

如今，新一代中国葡萄酒酿造者努力提升质量，以图满足品味变得更加敏锐的国内葡萄酒消费者，同时吸引那些主要喝法国和美国等地进口葡萄酒的资深爱好者们。并且和许多其他中国产业一样，自己的产品能够销往海外是他们心目中最大的成功。

“他们有的是钱，有的是雄心壮志，还雇了很多顶级顾问，”英国葡萄酒商史蒂芬·斯珀里尔(Steven Spurrier)说。他是“巴黎评审”(Judgment of Paris)的组织者，这场1976年的葡萄酒盲品活动曾经评定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优于法国葡萄酒，令整个葡萄酒界都为之震惊。“中国的葡萄酒会愈来愈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宁夏首府银川的郊外，银色高地酒庄的高源坐在自家一处破败的院落里，望着她父亲将近20年前种下的葡萄园。他是这一带第一批种植葡萄的人，1999年，他建议高源去法国学习酿制葡萄酒。“我那年21岁。我说，好吧，为什么不呢？”她说。“我其实是对法国感兴趣，而不是酿酒。”

获得酒类研究学位后，她在享有盛名的凯隆世家酒庄工作了一段，和那里的酿酒师相识，最后嫁给了他。法国的态度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我学会了关注质量，用手头的原料酿出最好的葡萄酒，”她说。

高女士回中国后，2007年，她和父亲酿出的第一批葡萄酒只有十桶，合3000瓶。如今高女士的酒庄生产四种葡萄酒，总产量达到6万瓶。银色高地出品的一瓶2013年的“阙歌”(Summit)葡萄酒售价在75美元左右。

“她已被视为中国最好的酿酒者，她出品的葡萄酒几乎也是中国最好的，”杰拉德·科林(Gérard Colin)是帮助拉菲古堡酒庄(Château Lafite Rothschild)在中国建立酒庄的法国顾问，他说，“艾玛（高源的英文名）让宁夏进入了世界酒庄的版图。”

宁夏曾是一个贫瘠的煤矿产区，位于内蒙南部，地形多山，气候干旱，生着灌木丛，不适合大部分农作物。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漫长寒冷。但多砂坚硬的土地却非常适合种植葡萄。西部的贺兰山脉可以保护葡萄园不受凛冽的沙漠风暴侵袭，寒冷的夜晚可以让葡萄不至生长得过快。

地方政府渴望打造新产业，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开始修建大量的灌溉系统，把酿酒业作为发展计划的核心。2005年，政府帮助建造了这一地区的第一个“示范”酒庄：贺兰晴雪。

2011年，贺兰晴雪在英国葡萄酒杂志《醇鉴》(Decanter)主办的国际大赛上获金奖，这成了重要的转折点。一瓶2009年的加贝兰红酒被评为10英镑以上级最佳波尔多品种级红酒，击败了来自纳帕、澳大利亚与波尔多的竞争对手。

突然之间，这里的葡萄酒业出现了厚积薄发。这个奖项“让人们发现葡萄酒可以成为一项大买卖，”当地人郭晓恒（音译）说，他曾在法国接受斟酒师培训，回国后开始卖酿酒设备。对宁夏葡萄酒的需求开始上涨，其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

10年前，宁夏只有寥寥几个酒庄。如今，这里已经有70多个酒庄，还有40多个正在建设之中，政府计划在2020年让这一数字达到200个。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以红酒为主，多数是在中国流行的波尔多混合品种，混合了赤霞珠、梅洛和品丽珠三种葡萄。

去年，英国葡萄酒记者杰西斯·罗宾逊(Jancis Robinson)在上海盲品了若干中国葡萄酒。“宁夏葡萄酒真的很突出。他们生产了大多最好的葡萄酒，”她说。现在它们已经是“拥有非常可以接受的商业品质的葡萄酒”。

对于高源来说，这还不够。五月的一个清晨，她开车一小时来到贺兰山脚下，她正在那里兴建一座拥有更先进设备的酒庄。这座扩建的酒庄将令银色高地的产量增长到每年20万瓶。

她观察着岩石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齐腰的葡萄，说至少还要再过五年，这些葡萄结出的果实才能达到她所需要的质量。在附近的一块地，她已经开始尝试黑皮诺和霞多丽等品种的葡萄。

“我们希望测试这块土地，看看种什么才是最合适的，”她说。“我们不是在做一两年的投资，我们是要为未来的一百年做投资。这是未来的一代代人将要酿制的酒。”

两年前，酩悦公司崭新的酒厂，包括洁净的现代生产线和代表最先进水准的设备，顿时成了当地最为醒目的一景。

酩悦在宁夏酒庄的经理沈旸指着去年生产了5万箱酒的巨大容器说，酩悦正在进行一项长期投资，目的是要让中国懂葡萄酒的白领人士能够喝到更多的气泡酒，目前正进行到第一阶段。

“我们在中国的任务就是要为这种葡萄酒开拓全新的市场。”沈先生说。

他说，目前中国对于气泡酒的需求还很小，大约只占到葡萄酒总消费的2%，而在成熟的市场，气泡酒消费占葡萄酒总消费的9%。但鉴于中国进口量的增加，酩悦认为是时候开始在本地进行生产了。

“中国市场有巨大的潜力，”他补充说，“如今人们对葡萄酒的兴趣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

国内外投资者都很关注中国市场。因此宁夏的崛起吸引到了不少投资。2014年，这里的酒庄共生产了2.7亿瓶葡萄酒，是三年前的近三倍。

这一繁荣改变了银川的面貌。从凯宾斯基五星大酒店，到城市里到处兴建的办公大厦和公寓大楼，到处都是繁荣的迹象。市郊蜿蜒坑洼的双车道公路上总是不断地有拖拉机和卡车来来往往。一条全新的高速公路正在兴建，可以方便参观者前往酒庄。

张裕公司是中国最老牌的国内葡萄酒生产商，也是目前占领中国葡萄酒市场的三巨头之一。公司斥资1亿多美元，打造了一座占地近14万平方英尺的迪士尼式“酒庄”，内有喷泉、塔楼，还有两套中世纪盔甲守卫大门。这座酒庄是与澳大利亚酿酒师兰斯·摩塞尔(Lenz Moser)合作经营的，张裕公司在中国各地共建造了六座类似的城堡，希望能够吸引开始享受起西式度假模式的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前来，这座酒庄是其中最新的一座。酒庄总经理阮士礼（音译）称，他预计酒庄今年的游客人数将超过酒庄经营首年游客人数的两倍，达到8万人。

但是，新的财富刺激了一些类似于土地投机潮的投资热，一些人开始担忧这种高速增长是否是可持续的。陈德启（音译）是宁夏的早期投资者之一，他在2007年购买了25000英亩的土地。现在，他把这块土地划分成了100份，想要为富人打造“迷你酒庄”。

陈先生说，他已经找到愿意投资100万人民币（约16万美元）购买头两块地的买家了。他说，这片土地现在的价格已经是他买地时价格的20倍。

还有一些人担心葡萄酒的质量会出现下滑。谢东强（音译）是一位宁夏本地人，他在北京南部投资建造过一座葡萄酒产业，目前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塞巴斯托波的艾科蒂莫(Ektimo)酒庄的所有者。去年秋天，他回到宁夏考察，不禁感到失望。

他说，宁夏官员一直在鼓励人们毫无计划地种植葡萄，却并不了解什么葡萄品种最适合在当地风土条件下栽种——风土条件是由土壤、日照、气候等方面的综合构成，是每一座葡萄园的独特之处。

“宁夏的步子太快了，”谢先生说道，“了解风土条件是对于葡萄酒的基础分析，但是政府却没有做这件事。”

周建宇（音译）是一位湖南的商人。和许多年轻中国人一样，他在国外留学期间喜欢上了葡萄酒。他起初更喜欢欧洲葡萄酒——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葡萄酒。但是三年前，他开始只喝中国葡萄酒了。他说：“它们棒极了，所以我开始更多喝中国葡萄酒。”

周先生曾到宁夏最好的新酒庄之一的留世酒庄旅游。他和朋友在那里吃午饭，有鱼、螃蟹、鸡和蔬菜。席间酿酒师周淑珍谈起了当地的气候条件，向他们解释，较长的橡木桶陈化期增加了她所酿造的红酒的厚度。

“对许多人来说，加州或法国的葡萄酒都有着独特的风味，”周先生（和周淑珍并无亲属关系）说，“但是，我发现，宁夏的葡萄酒也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和特点。”

随着宁夏的步履加快，培养像周先生这样的顾客将是关键。此前，葡萄酒消费的爆炸式增长大都是由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拉动的，他们购买昂贵的葡萄酒用于宴会或作为礼物。过去两年间，政府发起了严厉的反腐运动，其后果之一，就是令去年红酒的消费量下滑了12%。今年股票市场的暴跌以及放缓的经济对红酒销量更是雪上加霜。

北京葡萄酒教育咨询机构龙凤美酒咨询公司的总经理赵凤仪说，如今，经济衰退正逐渐迫使葡萄酒生产商们关注“真正的买家”——中国的中产阶级和上流阶层，他们喝葡萄酒，是因为他们喜欢葡萄酒，而不是为了彰显身份或品味。

为了打造这个消费者基础，宁夏的生产者们说，他们正专注于让自己的葡萄酒走进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商店与餐厅。目前，在宁夏以外的地区能够买到的宁夏葡萄酒很少，价格也很高。

“就算人们喜欢我们的葡萄酒，他们也找不到我们。”迦南美地酒庄的王芳说道。近来，迦南美地酒庄和留世酒庄都与顶尖葡萄酒经销商签订了协议。

许多人都憧憬着有一天，顶尖的中国葡萄酒能成为美国或欧洲商店货架上常见的商品。

新西兰人迈克·英斯利(Mike Insley)最近来到了中国，帮助改良保乐力加公司(Pernod Ricard)在中国的葡萄园。他说这个地方让他想起20世纪80年代末的新西兰马尔堡（Marlborough），那里是新西兰葡萄酒产业的中心。那时，新西兰的葡萄酒还没有受到国际认可，新西兰的葡萄酒生产者也才刚刚开始了解他们所生产的酒。

如今，葡萄酒已经是新西兰的第六大出口商品，销售额超过9.4亿美元。“当一个国家做得好的时候，这种事情就会发生。”英斯利说。

现在，中国上好的葡萄酒逐渐开始引起了海外人士的兴趣。布鲁诺·鲍马尔(Bruno Paumard)是一位法国酿酒师，他向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出口来自中国内蒙古附近一处大型酒庄的葡萄酒。他也已经开始出口自己的葡萄酒。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每年在英国、德国和荷兰售出约17万瓶葡萄酒，如今正在为一场大型扩张做准备。摩塞尔先生说，公司计划在几年内，让公司的葡萄酒在欧洲大陆的销量达到约500万瓶，而他本人很快也会开始与美国的经销商谈判。他还说，多亏了2015年优质葡萄酒的良好表现，“我们才有机会能让中国成为国际领域内的真正玩家。”

银色高地酒庄也引起了一些欧洲人士的兴趣。但是高女士担心，中国葡萄酒目前的价格太过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葡萄酒竞争。就目前而言，拓展自己的葡萄园、酿酒技术，要比出口葡萄酒更加重要。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她笑着说，“也许明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