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夫：试评张黎明的长篇小说《前途无量》

搁浅的爱╯

当我读到张黎明先生的长篇小说《前途无量》时，这部作品已经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两年了，该书的作者和编者均把它定位为“新时政长篇小说”，自有其用意。然而，我在阅读过程中，感到它并不时新，也全非政治。读到结尾一看，作者标明是“2002年9月初稿，2010年8月终稿”，掩卷细思，不禁感慨系之。在网络阅读、短信段子成为一种公众文化阅读的重要形式，当快餐化阅读和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今时代，当许多作家把昨天晚上看到的新闻和听到段子演绎成文学作品，连夜赶印出现在当月杂志和当日报纸上时，严肃的、经过时间发酵和酝酿的作品已然凤毛麟角。而一个为生计所迫的业余作家，能够静下心来，用“十年磨一剑”的坚韧和“披阅九载增删五次”的认真态度去写作一部关注时代、关注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他的精神追求和社会承担不禁使人肃然起敬。   

　　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来，官场小说成了文坛热点、商家卖点，也成了许多阅读者的兴趣所在。我们在这些所谓的官场小说中所看到的，大都是一些未亲历官场的作家极致化、漫画化的官场生活演绎，或官场陋习，或官员争斗，或买官卖官，或权色交易，到处肮脏不堪，甚至刀光剑影。这种过于极致化、脸谱化的负面描写，从某一个侧面来说也反映了官场的某些现状，让作者和读者都得到一种揭露和宣泄的快感，然而，从现实和艺术的角度进行全面分析，觉得这些作品或为商业炒作，或因低俗媚众，过多地注重对行政表象的描写，热衷于官场陋习的叙述，沉溺于商场情场的渲染，作品流于的漫画化和浅层次，缺乏对现实的深度挖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现实性、批判性，且许多作品致力于做官场技巧的推介，甚至用欣赏的态度进行主人公的经历的展现，导致作品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削弱了文学作品的现实批判力量。   

　　张黎明先生的这部《前途无量》，有别于当下那些所谓的“官场小说”，它写的只是一些行走于官场的人的工作场景、生活故事，作者比较人性化地把自己熟悉的人物置放在他熟悉的行政环境中，对其行为的社会环境、心理动机及其后果做了理性的真实的描写，也对当下的官场生态进行了深度解析，使这部作品不仅对官场运作的程序具有现实的认知作用，同时，也含有对官场行为、官场逻辑的合理分析，从而使作品更具现实主义的批判意义。   

　　一、广阔深厚的社会背景   

　　乔治·卢卡契说：“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他的所谓整体描写，就是要求艺术作品要力求反映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追求文学描写的广度，从整体的各个方面掌握社会生活，并向深处突进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白癜风初期怎么治疗揭示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   

　　《前途无量》故事展开的整个背景在十年前，当时改革开放进入人们通常所说的“攻坚阶段”和“深水区”。一方面，一部分人的物质北京什么医院是专业的白癜风医院生活真的像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先富起来”逐步脱离贫困，走向富裕；另一方面，社会的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也随着改革的深入日益突显。作为政治中心的党政部门，看起来按部就班，风平浪静，但总是各种矛盾和问题最敏感而集中的地方。作者把故事的背景放置在这些地方，其实就更能通过其中人物活动的半径，最大限度地拉伸作品的空间跨度，比如，通过常务副市长沈桂芳处理牡丹园18号家属楼坍塌伤人事件，一下子就把故事背景从市委、市政府拉到了出事地点——长河县。通过市委书记陈振宏的学习、工作，时而把背景拉到远在北戴河的培训基地，时而又拉到前任市委书记莫少锋及省级机关，使小说的叙事具有深广白癜风症状的政治背景和空间张力。这是一般描写基层小人物小说难以企及的。作者又通过官场小人物朱慰祖还乡一事，把叙事背景直接拉到山乡小村，接触到当下农村生活的场景。通过何永庆的萃华楼豪华酒店提供了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奢靡生活场景，等等。   

　　作者这些貌似随意的背景设置，使得作品的空间从北戴河到偏僻山村，从省级领导到普通村民，从现任领导到退而不休的前任领导，从市委市府到歌厅酒店，都能出现在小说当中，共同构成小说的多层次的叙事背景。同时，这种背景也便于作者能够通过高层次人物的活动、对话以及市县机关的信息渠道，直击一些貌似宽泛的社会问题在政策层面的本质。在对文本的阅读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样的背景选择，不只是作者个人阅历和工作环境的提供的便利，也是拓展小说反映社会广度和增强作品揭示问题深度的需要。   

　　二、严肃认真的主题思想   

　　《前途无量》是一部厚重的作品，作者涉及的主题都是当时的敏感问题，也是严肃的社会问题，比如官场陋习、干部作风、企业改制、农民负担、建筑质量、干部人事制度等等，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十分复杂，既有干部工作方法问题，也有制度层面的问题，更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作者没有简单化，也没有站出来就这些问题进行批判——因为小说不是杂文。作者通过现实主义的客观描写，将重大主题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之上，努力探求故事后面的深层次因素。作者没有将干部腐败的问题简单化地处理为个人品质问题，也没有将干部任用写成纯粹的跑官、买官、卖官。其中写到，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常晓波没有被提拔的原因不是工作能力低下，也不是没有给领导送钱，相反是太过优秀。在体制中，遇到的问题是，组织部长一般是外派或者空降，这样一来熟悉本地干部情况、处事比较公正、工作能力强的常晓波就因“工作需要”而晋升慢了。组织部副部长常晓波与新到的部长余石之间的两人对于干部年轻化一次谈话，更是发人深省。这种在干部调整中计算40岁以下干部比例、妇女干部比例、非党干部比例的制度，即使在严格执行规定，不掺杂任何人为因素时也会产生十分荒唐、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使有些人觉得入了党反倒不及非党进步快，更有一些女干部仅仅由于是女性、非党、少数民族而得以快速提升，人们戏称为“无知少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也因为这些干部是需要按一定比例配备的，被称之为“小数点干部”。至于这些干部能不能胜任工作，他们的德、能、勤、绩是否能与那些没有提拔的干部相比，那就另当别论了。   

　　农民负担是当时非常突出也是十分棘手的问题，作者显然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作者严格遵守真实性原则，在当时众多的农民负担过重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