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朗签署 25 年全面合作协议，这意味着什么？
托卡马克之冠

好多人邀请了我，没法一一谢邀实在抱歉，但不好意思，这次我是来泼冷水说丧气话的。

这里先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实际上是伊朗方面一直在力推，而不是中国，而且谈了也有好多年了，2016年两国高层在德黑兰会晤的时候，哈梅内伊就反复强调要着力推进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进入执行阶段，我方当时未置可否，眼下只是进入了签署阶段，中国早先对这个协议要不要签一直持慎重立场，伊朗方面比较积极，但属于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虽然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但中国和它们的关系都还可以，中国要是和伊朗签署如此全方位的合作协议，那不论中国自身意图如何，这种行为本身就有在中东大混战中站队表态的含义，而中国并不希望如此。

另一方面，伊朗在和中国交往的过程中说实话信用记录也不好看，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之后，伊朗自以为找到了欧盟靠山，当时对于早先在它受到严重制裁时一直坚持和它合作的中俄，其嘴脸是相当的不好看，往好了说也就是前恭后倨，往坏了说可以说是过河拆桥，伊朗和欧盟之间的贸易额在2015年到2017年是翻着倍的往上涨，对西方较为温和的鲁哈尼能上台即与此有关，同一时期中俄在伊朗的经济活动却受到相当程度上的排挤和制约，当时其内部出现过要对中国企业搞审计的声浪，中伊两国的经贸关系在那段时间停滞不前。

后来懂宝上台，美国开始退出伊核协议机制，当时中国给予过伊朗忠告，让伊朗尽早做好再度受到美国强烈制裁的准备，当时中国就说过两国提前搞一波货币互换，但是伊朗方面兴味索然，而是寄希望于欧盟的调停和斡旋，对中国的忠告颇有点爱搭不理的意思，后来欧盟方面的斡旋口惠而实不至，懂宝王八拳又打的卖力，伊朗当时曾经要求欧盟继续购买其石油，然后用出口石油的资金从欧盟进口食品和药品，当时欧盟畏惧美国的报复，此事无果，伊朗气急败坏之下大骂欧盟“外交政策缺乏独立性”，这才转向中国方面。

另外有说法是以色列在其F35形成战斗力之后，从2019年起几乎每个月都要对伊朗本土或者伊朗的海外军事目标进行轰炸，伊朗自己军事技术水平菜的抠脚，看不见，打不着，防不住，这才急吼吼的要开始搞军事现代化，2019年6月伊朗对华免签，2019年9月伊朗军队总参谋长巴盖里少将访华，倡议两国合作搞一个军事技术和工业委员会，想要从中国进口军事技术，同年12月，巴盖里少将在德黑兰会见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中国伊朗军事联合委员会主席邵元明中将，然后中俄伊三国在阿曼湾地区举行了海上联合演习，但伊朗这么做的目的除了进口军事技术外，主要还是希望以此向美国和欧盟施压，希望它们拉住以色列。

换言之，从历史上看，伊朗几乎所有与中俄走近的行为都是为了提高向欧盟和美国要价的能力，它未见得就是真心想和中国合作，实际上通过和中国走近来向美国和欧盟议价，可以说是伊朗学界的基本共识，比如其政治学者贾迪丽·阿比杨就公开鼓吹伊朗应合理利用中美关系，利用中国向美国施压，再比如其政治学者梅赫蒂·优素福直言如果在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后，伊朗不对中国冷遇，而是积极与中国接触，推动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在当时就签署的话，那么伊核协议就不会被废除，你看，绕了一圈还是对伊核协议念念不忘，还是企图拿中国对西方施压，压根没意识到和中国合作本身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问题是伊朗对于一带一路始终缺乏兴致，伊朗自己位于一带一路政策的最佳路线上，但是对于这个政策的配合度一直不高，反倒是伊朗那些并没有位于最佳路线上的邻国对此颇为上心积极，比如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这几个国家都因参与一带一路而收获不菲，因此极为上心，当然还有只要能恶心到印度，其它事情都无所谓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与中国签订了总额达 460 亿美元的协议，截止去年因此获得了近百亿美元的投资，堪称一带一路的流动红旗获得者，就连伊朗的对手埃及、土耳其、阿联酋都比伊朗上心，结果是伊朗自己虽然在最佳路线上，反而因为长期的不作为而逐渐在一带一路中边缘化，伊朗本身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一批展开密集接触的国家，但长期消极不作为，未能切实规划和主动推进与中国的长期战略合作，结果导致明明伊朗自己在主要路线上，中国也最先和它接触，如今反而形成了主要一带一路项目都绕道伊朗而走的搞笑局面，这种抱着金碗沿街乞讨的境遇完全是伊朗自己一手造成的。

伊朗内部的有识之士对此早有不满，比如伊朗前驻匈牙利和驻挪威大使阿布杜里萨·法拉吉齐，他直接说伊朗对一带一路政策的消极和不作为是自己把绞索套在了自己头上。

还有一个问题是伊朗内部政出多门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广为人知了，就以对外政策来说，伊朗对外政策名义上是由最高领袖制定，但具体实施细则是由总统带领的政府负责，两者之间往往有着微妙的差异性，比如哈梅内伊在2018年就公开批评政府官员过于重视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忽略了与东方国家的交往，并且强调伊朗的外交政策重点应该是东方优先于西方，但政府和内阁依旧我行我素，哈梅内伊对此无可奈何。另外由于伊朗的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之间间隔一年，因此经常导致总统和议会的政治路线南辕北辙，府院之争常态化，议会在外交政策上也有较大发言权。还有大家都知道的革命卫队，这个实力派在对外政策上往往自行其是，它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微妙的对抗兼合作关系，一方面革命卫队常年支持政府的强硬政策，并向政府输送了不少政治精英比如前总统内贾德，前德黑兰市长卡里巴夫，现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当政府由强硬派执掌时，它会高度配合政府决策，比如内贾德执政时期号称军政一体化，另一方面，当政府由亲西方派掌握时，政府和革命卫队之间又高强度互相撕扯，另外革命卫队有着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热衷于参与经济活动，其旗下有若干大型经济实体，比如戈尔博公司，巴斯基基金会，革命卫队合作基金会等，这些经济实体对革命卫队的决策形成过程有较大影响，而它们和中国在伊朗的事业未见得利益就互相重合。

伊朗还有一个对外部决策形成过程有较大影响但又被经常忽视的群体，即什叶派跨国宗教社区网络群体，这群人起源自什叶派内部宗教学者确立宗教领导权后形成的宗教结构，18世纪末乌苏勒学派战胜阿赫巴里学派后，宗教学者群体即以乌苏勒学派为主，该学派奠定了今日伊朗什叶派的组织结构形式，并在日后的演进中使什叶派内部成员形成了效仿源泉-普通信众的二元结构，所谓的效仿源泉意思是宗教表率，效仿源泉既可以是普通宗教学者，也可以是阿亚图拉（什叶派宗教领袖称号，意为神迹），每一个什叶派的普通信众都必须选择一个宗教学者做言行举止的效仿对象，形成一种层层效仿层层效忠的跨国跨地域组织结构（有点类似于星际战士第三军团帝皇之子），这种组织结构往往通过效仿源泉个人向世界各地派遣的家族成员，学生，私人代表跨国得以维系，而效仿源泉本人有权力向追随他的普通信众收取宗教税，并用以开展社会活动和补贴其宗教学生，这种联系方式基于私人社交关系，隐蔽又坚固，这种结构延续至今，就是什叶派的跨国宗教社区网络。

这种结构使效仿源泉和什叶派的权威及影响力跨越国界，具有国际性，所以也被称为什叶派国际，他们以教法学家监护思想为纲领，奉伊朗为正朔，执行政治和军事任务，对抗逊尼派宗教社区和国家，是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撬动地区局势的重要手段，实际上霍梅尼在伊朗内部发起的伊斯兰革命，本质上就是以他本人为效仿源泉的什叶派宗教社区网络在伊朗内部的扩大，他在1964年被流放出国之后，依然可以通过宗教社区网络遥控国内局势，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指导思想的教法学家监护思想就是他在1970年，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发表的系列政治演说中逐步完善成型的，1978年至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本质上就是以霍梅尼的宗教学生和私人代表，通过霍梅尼本人的演说录音带在伊朗国内的地下分发渠道进行串联，巩固并壮大原有的追随霍梅尼的宗教社区网络，并在这一网络规模壮大，组织成熟后，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协调，展开动员，并进而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推翻并驱赶走了世俗化的巴列维王朝。

随后霍梅尼立即回国，及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教法学家的口号，实现了宗教权威和政府的深度整合，在政治上，霍梅尼进一步完善了教法学家监护思想，接纳了当时方兴未艾的波斯民族主义，使二者深度融合，以此获得了本国非什叶派和非伊斯兰民众的认可，又接手了本来效忠于国王的伊朗军队，进而形成了如今这种独特的政教合一的共和政体形式。

这群人在伊朗的立国过程中居功甚伟，属于勋贵，同时还是伊朗在海外的隐藏但强大的潜在力量，伊朗传奇英雄苏莱曼尼在中东的纵横捭阖，就和这种宗教网络密不可分，因此他们对伊朗的对外决策形成过程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力，但也因其重教理甚于国事的思想特点而在伊朗的外事工作中有诸多闯下大祸的盲动行为，深度激化了伊朗和海湾国家及以色列的矛盾，以至于到了如今这种彻底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状态。

而这群人的政治特点，可以参考我国历史上的二十八个半，他们在一般政治实践中经常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迷惑行为，但他们的意见又因为其影响力而不可不听，这些经学家常有一些符合教义但有违国家利益的行为，他们以伊朗什叶派圣城库姆和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为活动中心，以库姆经学院教师协会为组织中心，通过伊朗宗教部门渠道对伊朗政府决策直接形成参与，据说伊朗对一带一路的消极就和这些人有莫大关系，他们也不是反华，他们只是单纯认为和中国这种世俗国家高强度合作不清真而已。

这里需要说的是，哈梅内伊虽然是伊朗最高领袖，但他在什叶派内部其实宗教地位不算高，他在1989年接替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的时候还不是效仿源泉，只是普通信众而已，后来是特事特办，1989年12月伊朗修订宪法，取消了最高领袖必须是效仿源泉的规定，库姆经学院教师协会火线提拔跑步前进，在1994年把他推举为七大效仿源泉之一，此事险些导致了什叶派内部的分裂，多名大阿亚图拉拒绝承认其权威，因此哈梅内伊虽然是效仿源泉，但也无法像霍梅尼那样有效掌控各路经学家的言行，很多时候还得从善如流，垂拱而治，以此打造开明形象，巩固其宗教权威，这些年通过伊朗文化指导部建立的宗教文化和联络组织在全球什叶派中推广哈梅内伊的效仿源泉形象，特别是经过世界圣裔基金会的多方努力，其宗教权威有了较大改善，但在一些老资格经学家眼里他依然是个瘸腿领袖，也因此，虽然他本人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和伊朗的全面合作，且提出了注重和中俄展开协作的“向东看”“东方较西方优先”的政策，还批评过伊朗亲西方政府过度重视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但他能发挥的影响力说实在话极为有限。

这次中国愿意和伊朗签署伊朗方面力推的25年全面合作协议，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和西方集团就新疆问题展开了全面会战，自去年率先打响第一枪之后，西方从多个维度上就新疆问题对中国的进攻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伊朗在新疆问题上和疫情问题上对中国倒是颇为配合，比如2019年7月，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公开发表声明，批评西方国家在包括中国边疆问题等在内的人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同期，伊朗大学生通讯社记者萨比德·哈什米亲赴新疆多地采访，对新疆的培训班和现代化事业说了几句公道话，其作品《在维族营地的一周:是培训班还是集中营？》对新疆的现代化事业进行了公正客观的报道，内容详实且图文并茂，细节极为丰富，报道的诚恳程度甚至远超国内某些启蒙怪，在中东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的什叶派社区中取得了极为良好的正面影响，其介绍的部分措施甚至被一些中东国家效仿参考，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在新疆开展的现代化事业在中东国家往往口碑良好，像疯狗一样乱咬的反而都是些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伊朗迈赫尔通讯社还刊登中国驻伊朗大使常华的署名文章，介绍了中国新疆反对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的努力。在香港问题上，伊朗外交部也谴责了美国，并强调伊朗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通过香港国安法。

但需要注意的是，伊朗之所以这么做，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恶心西方，向西方施压，且内部斗争的痕迹非常严重，伊朗眼下政出多门的特点导致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什么行之有效的长期决策，其国内尚不具备落实长期战略合作计 划的条件，内部政治生态环境不适宜执行任 何长期计划，其决策多变，朝令夕改，政策延续性和连贯性较差，另外伊朗并不像西方造谣的是什么邪恶独裁国家，其实恰恰相反，伊朗的民意对政府决策有着极为巨大，甚至可以说是过分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政府决策常态化的在民意基础的短期变迁环境下随波逐流，某种程度上说伊朗远比美国更有资格说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也是导致伊朗政策延续性差，朝令夕改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内部各派系间的高烈度对抗，本质上都是不同派系的民众间的对抗，每一派都有着不低的群众基础，这种派系之争导致伊朗经济和商业环境比较糟糕，外资难以长期投资并获利，投资回报率不高，伊朗截止目前已经提出过6次国家五年发展计划，但每一次最终执行率都没有超过50%，他们自己的内政尚且如此，因此对于这种长达25年的国际间长期合作，我们还是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为好。

另外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客观上就威胁到了阿拉伯和以色列，我们和它们关系都还不错，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考验着我们的外交智慧，比如2015年，我国高层访问了伊朗后立即访问了沙特，就是这种做平衡，不站队的表现，继续维持好这种平衡对于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

甚至就连最抢眼的贸易人民币结算我们其实也无需太过上心，因为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自从2019年美国对伊朗搞制裁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了伊朗石油唯一的买家，石油人民币结算与其说是什么货币上的重大突破，不如说是对现状的一次官方确认，中国工业技术对于伊朗来说也是连欧美都无法替代的重要来源，中国的贷款和石油订单是伊朗经济活动现金流的重要保障，但是对于货币领域，我们没必要抱太高期望，实际上欧盟之前也尝试过了，懂宝让美国恢复对伊朗制裁之后，欧盟搞了个特殊目的机构(SPV)，还搞了个以欧元进行 结算的贸易支持工具（INSTEX）机制，企图规避美国的制裁，但欧盟的企业和银行由于畏惧美国可能的针对性穿小鞋行为，不敢使用这个欧元结算机制，直到去年3月新冠疫情期期间才通过这个机制向伊朗出口了一批卫生防疫用品和药物，还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进行的。

货币霸权作为统治世界的奥古斯都的桂冠，美国为了确保这一核心利益所付出的努力和可能诉诸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万万不可低估，欧盟已经拼斗了这么多年了依旧没有什么起色，进度落后于欧盟的我们万万不能对这个问题盲目乐观。

除非伊朗交出一份不可拒绝的投名状，把自己彻底绑上中国的战车，或者中国以某种手段重创并彻底动摇了美国对世界秩序的刚性控制，否则伊朗和中国的合作，将长期止步于借中国的声势向西方要价的程度，这将是一个短期内不可回避的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