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那么一个问题：究竟，男人是怎么回事？女人又是怎么回事？
上帝待女人似乎十分不公。给了女人比男人更漫长的生命，却只给予更短促的青春；给了女人比男人更长久的忍饥耐渴力，却只给更软弱的臂力；生命的发生本是由男女合成，却必由女人担负艰苦的孕育和分娩；生命分明是吸吮女人的乳汁与鲜血长成，承继的却是男人的血缘和家族。在分派所有这一切之前，却只给女人一个卑微的出身——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

男人则被上天宠坏了。需比女人更多的母爱才能成熟；在女人早已停止发育的年龄还在尽情地生长；在女人早已憔悴的年龄却越发地容光焕发，连皱纹都是魅力的象征。于是，女人必比男人年轻，在性爱与心理上才能保持同步，可是女人却又注定享有更多的天年。因此，男人在女人的眼泪与爱抚之下安息，女人则将男人送走，然后寂寂地度完孤独的余生。

女人生下来就注定是受苦的、孤寂的、忍耐的，又是卑贱的。光荣的事业总是属于男人，辉煌的个性总是属于男人。岂不知，女人在孤寂而艰苦的忍耐中，在人性上或许早早超越了男人。

生命是发生在女人身上，在女人的身体中成熟，与女人的血液交流，合着女人脉动的节拍，分享着女人的呼吸与养料。生命在女人的体内给她教育，她是要比男人更深刻地懂得，生命究竟是什么？当然，那生命里确有着男人的一半，可是他必得相隔着肉体，需用着头脑与思想去体察，去感受。人们总是指责男人自私，可是他是没法不自私的，他只能从独自个儿的自己出发去理解人类与世界。女人生来不是独自个儿的，她竟有这样奇异而痛苦的能力，便是由自身分离出生命。她对事物理解的出发点要比男人广阔得多。往往是这样：男人与女人同时出发，并肩前进，而到了孕育生命的时刻，女人便将男人甩在了身后，飞快地却孤独地超越了。这类故事，常常不知不觉地流露在作家、艺术家的笔下。如苏联电影《中学生圆舞曲》，少男少女爱上了，当她告诉他，他们将要有孩子的时候，他逃避了。他是爱她的，没有一点背叛爱情的卑鄙的念头，他只是着着实实吓了一跳。他来不及思索那孩子是怎么回事，意味着什么，只是害怕了，就只好逃避了。而她是想逃也无法逃了，她是被孩子攫住了，就如一个囚徒。她被迫地、不得已地面对着这个孩子。胎儿从她的内部教育了她，传授给她许多无法言传的爱的秘密，使她逐渐明白，最后从堕胎的病院里逃跑了出来。在她坚定地将孩子生下的时候，他却在他自己选择的没有爱情的婚姻里受着煎熬。多年后偶然地见面了，他们仍然十分相爱，却不可能重归于好了。他们之间有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距离，她是大大地成长了，而他经历了不幸的婚姻，才稍稍地长成，有了点勇敢，可以试图去了解他的孩子，对他的孩子有了神圣的好奇。他提出想见一见儿子，她不置可否地微笑了一下。她的笑使人明白，他是早已失去了认同孩子的机会，他是永远错过了与她同行的机会。他再不可能与她同步了，无论他是如何渴望，如何痛苦地忏悔，尽管他并没什么错处，只是吓了一跳，小小地胆怯了。日本电影《夏之恋》也几乎是一个同样的故事，那里面年轻的男主人公的胆怯更甚了一些，连婚姻都惧怕了。他还没玩够呢，就要结婚，打死他也不干的。

中外古今，又有多少作家无意地写下了这样的悲剧。如《孔雀东南飞》，焦仲卿永远不可能像刘兰芝那样，将一切置之身外去实践爱情理想。他总是有那么多的牵挂，而无法做到刘兰芝那样的爱情至上，不仅是焦仲卿，还有《杜十娘》里的李甲，甚至那样爱情至上的贾宝玉，都要在完成了家族交予的传宗与功名两项任务之后，才可追随黛玉而去。男人对外界有着过重的责任——功名、孝道、传宗接代，对外界便也有了同样繁多的需求，因此他不可能像女人那样在爱情的战场上轻装上阵，全心全意，忘我献身。大自然的环境，为男人与女人创造了两种不同的理想：男人的理想是对外部世界的创造与负责，而女人的理想则是对内部天地的塑造与完善。就在男人依着社会给予的条件全面发展的时候，女人只有一条心灵的缝隙可供发展，于是女人在这条狭小的道路上，走向了深远的境界。可惜的是，女人的范围毕竟太过狭小了，且没有外部世界的生活做后盾，一旦战败便一无所有，一整个人性都没了落实与寄托。因此，女人在爱情的战场上难有胜利的时刻，抑或也会有胜利的例子，如《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她以她旺盛的生命力与机关算尽的头脑，最终制伏了西门庆，然而，当西门庆在她手中毙命的时候，这胜利里又有几分真正的“胜利”可言？

无论如何，在一种极端个人的、孤立无援的自我体验中，女人比男人更趋于成熟。寻找男子汉或许是女人永恒的困惑与失望。但是究竟什么是理想的男人，似也很不确定。倘若男人是弱小的，依附了女人，女人吃力不过，要渴求依傍；倘若男人强大了，包揽了女人的一切，“娜拉”又要出走。说到究竟，女人对自己的寻求也还陷于迷茫。因而，这种寻找便成为人类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