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剧作家约翰·瓜尔(John Guare)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是否愿意跟大卫·鲍伊(David Bowie)见面商谈一个剧目。

瓜尔回忆说，当时正值鲍伊生命中的“黑暗时期”（不久前他在柏林演出时在舞台上突发心脏病）。英国制片人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ox)是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他正在设法说服大卫·鲍伊重回一种富有创造力的生活。瓜尔当即答应下来。

他和大卫·鲍伊在纽约彼此的家中见面，互相探讨交流，有时他们也会出门。“我们会在东村(East Village)附近散步。”瓜尔谈到，“我经常希望会有人碰到我们，这样我就可以介绍说：‘你认识大卫·鲍伊吗？他是我的朋友。’”

可是，他一直也没有这个机会。

Masayoshi Sukita, via Morrison Hotel Gallery

1989年的大卫·鲍伊。他在纽约市居住了20余年。

1973年，瓜尔曾亲眼目睹了鲍伊在广播城音乐厅(Radio City)以橙色蓬起的发型、惨白肤色的形象令无数歌迷倾倒。像他这样一个舞台巨星，怎么可能走在纽约的街道上而不为人知呢？这让瓜尔大惑不解，而又诧异万分。

“他如同披上了一件隐身衣——让人们对他视而不见。”瓜尔说，“简直就像从世上彻底消失了。”

人们常常会忘记，其实直到周日他去世的那天为止，69岁的鲍伊一直是个纽约客。他自己也曾经这样强调过。在2003年他曾对SOMA杂志说：“我是一个纽约客！”那时他已经在纽约居住了十年。

他的妻子伊曼是在索马里出生的名模，精通五门外语。他们夫妻在纽约市度过了20多年的光阴，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婚姻时光都花在了这个城市里。任何人都会告诉你，他们是纽约最优雅迷人的夫妻之一，高贵庄重而不事张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更有魅力。

虽然鲍伊极为富有，但他并不是那种在全球各地都置有产业，偶尔才会飞到城里公寓呆上一天两天的那种富翁。除了在纽约州阿尔斯特县(Ulster)的那套山间别墅以外，位于曼哈顿的公寓就是他唯一的家了。

你可能从未注意到过这些。这是因为鲍伊是个很少在城里现身的幽灵。也许，有人告诉过你他住在这儿，又有人说是在市中心的某个地方。可是，想看他一眼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老牌夜生活专栏作家迈克尔·慕斯拖（Michael Musto，他偶尔也在《纽约时报》发文）曾经在70年代的一个晚会上遇到过他，可是他说，在那之后就很少再有那样的好运了。沃霍尔的助理、诗人杰拉德·马兰(Gerard Malanga)住的地方与鲍伊家只有三个街区之隔，他们也有些共同的朋友。马兰加说，和无数人一样，自己也从未在街头巷角遇到过大卫·鲍伊。

鲍伊并不像葛丽泰·嘉宝那样追求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会不时露面，以防过分追求遁世反而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公众注意。不过，如果有人发现他在林肯中心出现，或者和伊曼出来就餐，出于尊敬，而且也往往是出于敬畏，一般会给他很大的空间。

“我一直觉得他不太好接近，”慕斯拖说，“但其实他是个很和蔼可亲的人。”

他评论道：“那些千奇百怪、精彩绝伦的舞台形象，”——包括怪异的Ziggy Stardust（大卫·鲍伊塑造的舞台形象之一，是个太空幻想生物，以火红的头发和光怪陆离的衣服出现——译注）、叛逆的Aladdin Sane（1973年的专辑。在里面大卫·鲍伊给自己的脸上画出闪电状的红色油彩作为标识——译注）和冰冷的Thin White Duke（1976年出版的《Station To Station》里塑造的形象，冰冷的痩白条——译注），甚至80年代看上去像个衣冠楚楚的系列杀手的鲍伊，“所有这些舞台形象与它们背后的艺术家本人毫无共同点。”

“我觉得他完全保持了大卫·琼斯(David Jones)的本色，”慕斯拖提到鲍伊的原名。他接着说：“这才是我所真正认识的大卫·鲍伊。”

Art Zelin/Getty Images

大卫·鲍伊在纽约上东城卡莱尔饭店外，时间大约是1980年。

在鲍伊还没有见到纽约之前，他就已经“听”到它的声音了。那年他19岁，还住在英格兰。他的经纪人从美国回来，从安迪·沃霍尔手里拿到了一张《地下丝绒和尼科》(The Velvet Underground and Nico)的唱片给他。

他后来在一篇为《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写的文章里说：“我觉得好像听到了天籁之声。”

1971年，他来到了纽约。他的第四部专辑《Hunky Dory》也就在那时发行。在他第一批遇到的纽约客之中，有一个艺名叫“月亮狗”(Moondog)，留着一副大胡子的盲人艺术家。他身穿自制长袍，头戴尖角的维京海盗头盔，常常在西54街街头表演。在那趟旅途中，鲍伊还参观了沃霍尔的工作室——“工厂”。令人感动的是，他想要亲自为沃霍尔演唱“安迪·沃霍尔”这首歌。

1972年，他再次来到纽约并待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吉(Angie)和他的新经纪人托尼·德弗莱斯(Tony DeFries)与他同行。德弗莱斯是个叼着雪茄、像汤姆·派克（Tom Parker，荷兰裔美国经纪人，曾是“猫王”的经纪人——译注）一样的娱乐圈老滑头。他坚信公众宣传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那时候，鲍伊可不是披着隐身衣在城里走动。他无论去哪儿都是乘坐豪华轿车，所有的行动都暴露在公众眼前。

酷爱与音乐家和摇滚歌星拍拖的贝贝比尔(Bebe Buell)这样描述鲍伊莅临“麦克斯的堪萨斯城”（Max’s Kansas City）夜总会的情景：“他身着粉蓝色西装，搭配着橙色的头发，就这样走了进来，让我们每个人都如醉如痴。”

鲍伊成为“Ziggy Stardust”并一举成名之后，其公关发言人雪莉·范妮拉(Cherry Vanilla)在西20街上的公寓成了他的避难所。在她的传记《Lick Me》一书中，她谈到，他当时吸食大量的可卡因，靠牛奶维持生命（那些年里他一点固体食物都不吃）。他们一起天南海北地畅谈：“权力、形象、宣传、音乐、宗教狂热、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魔法师莫林。”

和许多摇滚歌星一样，鲍伊一直在酒店里长住：先是格莱美西公园酒店(Gramercy Park Hotel)，后来是荷兰雪梨酒店(Sherry-Netherland)，直到积累了天文数字的客服费用。在70年代，与其说他是个纽约市居民，不如说他是个放浪形骸的游客，乘坐豪华轿车穿梭于“麦克斯的堪萨斯城”、天堂车库(Paradise Garage)和里诺斯威尼(Rino Sweeney)几个夜总会之间。他善于交往，充满好奇心，在54号工作室和CBGB（纽约的一个酒吧，被公认为是朋克音乐的诞生地——译注）之间往来，与摇滚明星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及妻子夜店女王碧安卡(Bianca)，还有朋克摇滚音乐家伊基·波普(Iggy Pop)混在一起。

在为《纽约杂志》撰写的那篇文章中，鲍伊说道：在那段日子里“我很少在中午之前起床，到凌晨四五点才会睡觉”.他如同戴着“五彩眼镜”，看到的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城市。

之后，正如媒体的广泛记载，为了从那种瘾君子的生活中逃离，鲍伊离开了美国，前往柏林。

Lucas Jackson/Reuters

2010年鲍伊携妻子伊曼抵达美国时装设计师理事会颁奖典礼。

1980年，录制完《Low》、《Heroes》及《Lodger》——它们被称为他的“柏林三部曲”，他回到了纽约，在百老汇展位剧院(Booth Theater)主演《象人》(Elephant Man)（《泰晤士报》对他表演的评论是：“棒极了”）。1982年，由尼尔·罗杰斯(Nile Rodgers)担任制作，他在西53街的Power Station录音工作室录制了新的专辑《Let’s Dance》。无论从声乐还是商业上，这张专辑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所有这些成功和夜生活的美妙都没能让鲍伊下决心在纽约定居下来。

1990年，在一个晚餐聚会上，伊曼遇见了鲍伊。当时他作为一个逃税者、一个世界公民住在瑞士。这可不行，她后来对英国《卫报》说：“我是个纽约客。我对他说：‘咱们回家吧。’”

他和伊曼于1992年结为连理，并且搬进了中央公园南边的一个传统的战前公寓。他们育有一女，名叫莱西(Lexi)。1999年，他们用400万美元，在苏豪区拉法叶特街(Lafayetter)买下了一套上下两层的顶层公寓，一直在那里住到现在。在他去世以后，他的歌迷们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到这里向他献上鲜花。直到那天，许多他的歌迷还并不知道，他一直和他们一样，是个纽约客。

随着时间的推移，鲍伊慢慢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纽约客。他吸收了纽约人的处世态度和文化习惯，变成了一个连出租车都打不到的普通人。他曾经写过一支歌《溜走》(Slip Away)，写的是弗洛伊德大叔，他是过去在UHF频道播出的当地一个怪异、低成本的准儿童节目的主持人。

9·11事件发生之后，他曾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纽约音乐会上举办了动人心弦的演出。他演唱了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歌曲“美国”(America)，并且演唱了“英雄”(Heroes)。在唱这支歌之前，他在舞台上宣布说：“我想要特别地对我家乡的消防员们问声好。你们知道你们身处何方。”

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出鲍伊的第二次纽约之旅有多么低调和成熟。“他会去看芭蕾，参加所有那些有意思的文化活动。”帕特里克·迈克马伦(Patrick McMullan)说。他这些年来一直用照相机跟踪鲍伊的踪迹，但是鲍伊在柏林心脏病发作之后，就不太有机会了。

Nicholas Hunt/Getty Images

在69岁的鲍伊去世之后，歌迷们在他们夫妇苏豪区的家附近设计了这样一面墙。

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他总是身穿精致的西装或礼服，定期参加大都市博物馆的年度募捐晚宴(Met Gala)和美国时装设计师理事会颁奖典礼(the Council of Fashion Designers of America Awards)。你再也不会看到他在凌晨4点从一个夜总会里跌跌撞撞地出来。过去参加过的派对已经够他用一辈子了。

伊曼曾经把鲍伊描述为“居家好男人”。《洋葱报》(The Onion)将他想象为一个喜爱留在家里吃意式千层面晚餐的“泛性外星人”。他的生活相当平凡。每周他会去Dean & DeLuca食品商场购物。他喜欢王子街(Prince Street)奥利弗餐馆(Olive’s)的番茄豆瓣菜鸡肉三明治。他喜欢早上6点起床后，在唐人街空旷的街道上漫步的感觉。

他酷爱读书、收集艺术品、画油画。他和伊曼会和女儿同学的父母交往。他的余生充实不凡，几乎全部在纽约度过。

自2004年起，鲍伊停止了巡演。只有当工作需要时他才会离开纽约。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他迸发了令人惊异的旺盛创造力，同时，他找到了办法始终不用离开自己生活的街区。

不久之前，鲍伊创作词曲的《拉萨路》(Lazarus)在东4大道的纽约剧院工作室(New York Theater Workshop)上演，距离他家只有十个街区。在这部音乐剧里，鲍伊在1976年电影《天外来客》(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中扮演的外星人得以重生。

在他去世之前两天，也就是他生日之际，他发布了2013专辑《The Next Day》和最后录制的小样《黑星》(Blackstar)样本。它们都是在克洛斯比街(Crosby)The Magic Shop录音工作室录制的，据他家大门仅有283步之遥。

鲍伊会乘电梯从他的顶层公寓下来，离开大楼，横穿拉法叶特街，再穿过一条叫做泽西街(Jersey)的小胡同，顺着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一直走到工作室那没有标记的金属门前。

《The Next Day》的录音工程师布莱恩·索恩(Brian Thorn)说，鲍伊的工作时间就摇滚明星而言，“非常人性化”。“我们会从10点开始，”他说。“他会比乐师们先到，或者和他们一起到来。工作室会把他的咖啡事先准备好。”他喝的是La Colombe咖啡店的双倍玛奇朵咖啡。

索恩记得有一天听到鲍伊和吉他手的对话。那个吉他手在大谈一个艺术展，说鲍伊一定会特别喜欢。然后，他忽然想起他的谈话对象是谁，连忙打住话头，说：“噢，你不能去那地方，人太多了。”

鲍伊带着一丝狡黠回答说：“我去过的地方你猜也猜不到。”

你有没有见过Twitter上盛传的那张照片？在照片里鲍伊身着工装短裤、运动鞋，手持一本Uncut杂志，在市里漫步，看上去十分普通。你现在应该明白了，为什么没有人能认出他来，为什么一个大牌明星能够大摇大摆地穿行入市而依然避人眼目。

因为他知道，在我们所有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大卫·鲍伊，或者Ziggy, 或者the Thin White Duke的形象。这就使得他得以做回自我，以大卫·琼斯的样子，在我们身边自由出入。

翻译：胡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