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明清时期的苏州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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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侃史之三
--苏州文化散论之下半部分
苏州 胡伯诚
| 明清时期的苏州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 |
苏州 胡伯诚
（上文说了小处着手。这里再说大处着眼。） 大处着眼： 上面说到，明清两代，苏州文化即代表着中国文化。大致的清理一下：明朝前期有"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伯虎、仇英，以山水人物画成名，史称"吴门画派"。吴门画派以吴门山水为主要创作题材。在他们的画作中，吴门烟水是清新高雅的，平和古朴的，以至于明清以来，虽然批评苏州经济化、市侩化的议论不绝于耳，但始终不敌吴门画派对家乡连绵不断的讴歌。苏州，始终是江南文化的代名字，直至今天。 这是"明四家"对苏州的贡献。 明嘉靖初年兴起的"昆曲"，统治中国的音乐歌舞剧长达三百多年。在这三百年的历史跨度中，能吟能唱，能拍拍曲子，是有身份的标志；而不懂昆曲，则是莫大的耻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苏白与京白，成了北京官场的必修语言，苏州，再一次的全国化。 有清一代。清初康熙年间，以苏州织造衙门为核心，在曹寅周围聚集了一群著名的学者，有苏州人尤侗、韩菼、彭定求等。 尤侗，"博学鸿儒"科的翰林院检讨。时人将他比作唐之李太白的。 韩菼，康熙年间的名状元，也是很受康熙喜欢的礼部尚书。 彭定求是康熙十五年的状元。他编纂的《全唐诗》，其学术意义无法估量。 到乾隆朝，又出了名国家级的人物：苏州沈德潜。他是乾隆的两个文字之交之一，另一个是浙江嘉兴人钱陈群（1686-1774）。沈德潜是当时的诗坛领袖和诗评论家。 到了后乾隆时代，苏州评弹又大放光芒。 苏州评弹之滥觞，大概在明代的嘉靖年间。当时，以吴歌为基调的南曲开始流行。南曲在苏州开花结果，讲究声腔的一路进入贵族阶级，演化成昆曲，讲究叙事的一路进入平民阶级，成为评弹。 乾隆四十一年，王周士在宫巷第一天门创立了全国曲艺界第一家行业协会"光裕公所"。如果没有"光裕公所"的运作，苏州评弹还会出现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的繁华景象吗？甚至，评弹还姓"苏"吗？ 乾隆一朝，有一个人不能不说。沈复，沈三白。如果没有那本《浮生六记》，沈复此人肯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是个小人物，史书上没有传，方志上没有记，现代学者对他的所知，也都是从《浮生六记》中获知的。他用他的笔铸造了自己。他是乾嘉年间苏州的一个小知识份子。 他是苏州文人中最杰出的。他的作品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跨越了地区和人种的人文局限，给所有读到它的人带来快乐。他的作品不长，仅三万来字，而且有点四不象。它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历史作品；有点自传的味道，但也不全是自传。是随笔？是心得笔记？还是作者的自言自语？然而却感动了大家。读它的人都进到书里去了，男人喜欢上了芸娘，与她呼吸与共；女人喜欢上了沈复，他怜香惜玉。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民俗学家、美学家以及园林和建筑学家都可以在《浮生六记》中找到它的对应点，咀嚼沈复的思想光焰，感受清贫生活的无尽魅力。 苏州文人中，以及苏州文人的作品中，唯一不落伍的，只有沈复和他的《浮生六记》，而许多时髦文章、应景文章、官样文章早随着大江东去矣。 到了光绪，苏州出了一个红状元，洪钧。他在出使驻德俄兼奥荷四国钦差大臣的时候，克服语言上的困难，收集、翻译、整理了阿拉伯文的元史旧本《史集》和英文版的《蒙古史》，著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奠定了洪钧作为"元史之祖"的地位。这部著作出版后，影响很大，不光受到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王国维及南北二陈（陈垣、陈寅恪）的特别推重，也是西方元蒙史研究的案头必备之书。 洪钧是有清一代一百多个状元中，为数极少的注重实学的学者。 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三巨人，顾炎武，顾祖禹，顾颉刚，基本都是苏州土产。顾炎武，昆山千灯人；顾祖禹，无锡港下镇人，但长年隐居在常熟虞山，；顾颉刚，苏州城区人。 晚清至民国时代，全国的著名学人俞樾、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都曾经在苏州居住和讲学。他们都不是苏州本土产的。苏州再次成为全国学术中心。 作者罗列以上这些，就是希望从中能否找出振兴苏州文化的一点蛛丝马迹。未来的苏州文化既需要苏州的个性，又需要全国的共性，就象上文说到的"香山帮苏式建筑"，就兼具苏州的个性和全国的共性。(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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