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苏州的丝织业达到鼎盛,明代织染局一共24个,两京各一个,地方上有22个,江南一带的织染局,都是苏杭织造管的,苏州织染局在南直隶22处织染局中 规模最大,有房间245间,分为六堂,设织机173张。嘉靖二十六年,在局各种人匠有667名。到万历年间,苏州织染局的产量已达15万余匹。
唐 宋以降,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之势迅猛,明、清时达到高潮,苏州、杭州、南京、扬州、上海各领风骚,组成了影响社会发展的前现代化城市群生态系统。其中苏州, “提供了国家年税收的十分之一”(《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人间天堂:苏州的崛起》),仅从这个数字看,“苏州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段内都位于城市体系 的顶端,并成为中华帝国晚期江南地区,也可以说是整个帝国范围内,人口最多、最雅致、也是最繁荣的城市。”(《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序言》)当时的苏州,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位居全国第一,城市街区沿几条主要通航河道向外呈放射状延伸,最远处距离城门(阊门)已经超过10华里。从“商贾辐 揍,百货齐聚,上自北京,下至两广,远及重洋,贸易之盛甲于天下。”的描述中就可以窥见到,明、清时代的苏州,不仅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也 是东半球第一商业大都会和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
根据《万历会计录》,整个明代苏州的浒墅关在全国8个主要钞关中税收额名列第2,明显高于其他南方抄关,清代苏州浒墅关是重要的收税大关,直接属于中央和最高统治者掌握
明 代江南地区是全国的富庶之地,苏州是江南的政济、经济、文化中心,最为繁华。苏州的社会风俗习惯颇有特点,并且向外传播,成为周围地区仿效的对象,对明朝 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江南自明以来就是人文渊薮之地,表现之一是江南的书市,苏州的书市是四大书市之一。苏州书坊最大的特点是 刊本数量多,刻印质量高,胡应麟曾评价说“吴会、 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世帙类书,咸会萃焉。……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其精吴为最。”卷四 苏刻种类很多, 经、史、子、集都有。到明中后期,小说、文学作品最多,质量也好。(《明代苏州地区的社会风尚及其传播》)
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城是商业、手工业中心,南北货物集散地,全国中心市场,根据(《中国会馆志》),可以用苏州城拥有的公所、会馆来证明
明代王世贞称,苏州城无论就“财赋之所出”(农工商总体),还是“百技淫巧之所凑集”(手工业),“驵侩譸张之所倚窟”(商业),都堪称天下第一繁雄郡邑(《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
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有显著扩大。这个扩大同时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城市从府城内扩 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 并非单纯的府城工业向外转移,而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合理的地域分工。经过这三个世纪的发展,到了清代中期,城市工业在苏州经济中已经居于主导地 位。苏州的城市变化代表了明清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新道路,亦即傅衣凌先生所说的“苏杭型”城市的发展道路。(《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 李伯重)
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府城的商业腹地,由小而大,可大致分为4个层级:最直接的是苏州府辖下地区;其次是整个江南地区;再次是施坚雅所说的“长江下游经济巨 区”;最后,作为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苏州的商业功能覆盖了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地区,因此其商业腹地也包括了中国的大部分(47)。这样,苏 州府城的商业腹地的地域范围,远比苏州城市的地域范围大。(《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 李伯重)
东半城以丝织等手工业生产发达著称,西半城以商品流通商业贸易著称。苏州又是南北货物集散地,人称“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天下财货莫不盛于苏州”(《清代苏州城市文化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